外滩画报,不必说再见

大约今年5、6月里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哥们的电话。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边上没人吧？”他一副严肃腔调，“你们现在的经营状况如何？我听说《外滩（画报）》要关。”（下文简称《外滩》）

“别扯了，我们最近广告挺好的，我正在招人呢。你听谁说的？”

“你别问谁说的，我是听很核心的人说的。你自己留点心吧。”闲扯几句，收线。

我们相识多年，我很清楚，这哥们除了在对待女青年的问题上不太靠谱，其他事情都极其靠谱。如果只是捕风捉影的消息，他不会来特地打个电话来提醒我。

在同一个星期里，我已经第二次接到类似的询问。不过话说回来，谁家报纸要关这种消息，这几年来就像雾霾一样，来无影，去无踪。

12月中旬，突然被《外滩》的一期封面图片刷了朋友圈，这期的封面报道是，“本小众杂志探索未来纸媒的可能性”。

这时，我已经离开《外滩》，来到新榜（newrank.cn）快两个月。“嗯，这还是我离开《外滩》前编辑部讨论过的选题，终于做出来了。”我心想。

在朋友圈评论的提醒下，我才又仔细看了封面右下角，条形码上面的两行小字：告读者，《外滩画报》将于年起休刊。

加上标点符号，21个字，官宣了一份杂志13年岁月的终结。

徐达内说，要不你写点什么？

我说好。

早在9月底，就有自媒体爆出《外滩》将在国庆后关闭的消息，言之凿凿。新榜的朋友问我，是不是能说点什么？我说先等等吧。去核实了消息源，有几个关键信息点错误，于是和刊发消息的自媒体沟通了一下，帮助删了稿。算是在其位谋其事，为《外滩》做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危机公关。

11月，又有媒体传出《外滩》将关闭纸媒，转做新媒体。消息发出不到一个小时即被删除。我听到的说法是，一切以上报集团的公布为准。

现在，悬在头上的另一只靴子终于落下了。也好，不用面对漫天的传言了。

其实还有两期杂志要出，现在还不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就算论定，也轮不到我来。只是从13年前参与了这份杂志创刊，中途离开，又回来，经历了改小开本，做新媒体转型，到最后时刻做了逃兵，我也算经历了一份杂志“一生”最重要的几个时刻，算是一名见证者了吧。

年秋天，我刚毕业没多久，四处晃荡了一番之后，在新加坡一家清洁会展公司做行业杂志，收入颇丰，挣的都是美元，但被师妹们传说成“在新加坡做清洁工”，名声很是不好。听说有家报纸要成立，就带着薄薄的一份简历和写过了两篇文章去面试了。那就是还没成立的《外滩画报》。

如果你看到13年前的那期创刊号，你是不会想到，这就是日后风靡一时的生活时尚类新闻杂志。

当然这也没什么奇怪的，高圆圆刚生出来的时候也不是万人迷。

如果我没记错，第一期的封面是关于《时代》杂志一篇报道的再调查，二条是（我写的）一篇苏州富翁万“王陵”葬父的调查，三条是苏州出台艾滋病“人权法案”的报道。

多年以后我还经常和人开玩笑，我在《外滩》最早写的三篇报道都非常不祥：苏州富翁葬父，上外杀人案，大连空难。

从一出生，这就是一份硬邦邦的杂志，像条小狼狗似的，生下来就怒目而视，四处咬人。

这份多年以后以报道城市生活方式而成功的杂志，创刊之初被称作“小南周”，其骨干力量，也的确是《南方周末》鼎盛时期最优秀的几位记者。

然而没有南周的天时地利人和，“小南周”自然也无法在上海滩复制《南方周末》的成功路径。《外滩》创刊之初的几年里，的确贡献了大量优秀的报道和评论，但叫好不叫座，很快就难以为继。

差不多或是年的时候，徐沪生老师——对，就是现在创办了“一条”的徐老师，接手《外滩》，以一个复旦哲学系诗人和海派新闻人的方式重新改组了这份奄奄一息的杂志，并使之大放异彩。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放眼当今中国，徐沪生老师无疑都是一名内容创业的奇才。从创立《上海壹周》并一纸风行，到改版《外滩》起死回生，再到“一条”成为新媒体界的一个奇迹，徐老师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在定位和品位这两件事上，无人可出其右。

如今，徐老师不是我领导了，我如此鼓吹应该没有拍马之嫌。不过我想，应该也没有人对这个评价会有异议吧。

在年前后，《外滩》的广告收入超过了1个亿，净利润超过万。作为一份只有多员工的周刊，这是个非常漂亮的数字。

再回头看，年，也正是移动互联网布局完成，自媒体即将开始万马奔腾的年代。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