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新西兰的国内运动和外部环境变化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而新西兰国内也在悄然产生着变化，妇女不再是安居家中的家庭主妇，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也为妇女谋求新身份。在国际上，英国强国地位的丧失引发新的经济体系形成，这对与英国经济上紧密依存的新西兰影响甚大。

抗议运动

对母亲们来说，生活也正在发生变化。并非是避孕药丸(年引入)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和社会对她们的看法，从而解除了道德准则：避孕药丸仅仅是突破了节育类型使用中的阶级壁垒，并使得避孕更为可靠。妇女较过去结婚更早，生育的孩子也更少，而且也更为长寿。这种人生历程的变化为已婚妇女留出了进入有偿工作的空间，而一旦她们的孩子开始上学，经济也需要她们。到年，几乎百分之二十的已婚白人妇女进入了雇佣劳动大军的行列，这与年的不到百分之八形成了对比，她们可以从事的工作范围狭窄，常常是一些非全日制的工作，这样，她们也能够继续做家庭主妇。公共机构专门寻求吸引有技能的妇女成为固定的教师，以缓解向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提供教师的压力。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医院护士相对短缺的局面都一直存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倡导专心家务的同时，政府又带头促进已婚妇女从事有偿劳动。从年起，公共机构开始实行同工同酬。私营部门则又滞后了12年，直至年“同工同酬法案”的生效。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蹒跚而行的强制仲裁制度——它为熟练男性工人确立了最高的工资率——为同工同酬的主张获得进展提供了机会。

年，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酒吧女服务员最终被允许回到酒店吧台后面，并且，六点钟打悸的做法也结束了。许可证法的放松让酒馆得以开放至晚上十点这一值得尊重的就寝时间。但是，在年，奥克兰、惠灵顿和克赖斯特彻奇首先发生了新一波愤怒青年女权主义者发起的“酒馆解放”，她们要求在公共酒馆饮酒——而且是饮用比那些接受妇女的高级酒吧便宜的酒水——的权利。对饮酒平等权的要求与第一波女权运动的节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年，妇女解放运动突然登上舞台。妇女们抗议自己像被判刑一样地被束缚在家务之上，她们将家务视为约束性的。作为典型的嬉皮士反文化，妇女解放论者故意挑战既定制度和社会规范。年3月，来访的知名女权主义者杰曼格瑞尔因在市政厅的公开演说中使用“胡说”—词而在奧克兰被逮捕。通过游行、剧院和公开抗议，妇女解放论者为法律改革——特别是关于非法流产和同工同酬而战斗。

20世纪晚期的女权运动是从国际公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抗议中成长起来的，它特别利用了美国的影响。在生育高峰期出生且受过教育的都市青年是一些反法西斯主义者、反对性别歧视论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为和平、环境以及包括性别角色在内的革命而参加运动。当青年女大学生发现性别歧视存在于和平与公民权运动中时，她们感到蒙受了屈辱。在这些运动中，青年男人在为解放被压迫者而战的同时，却希望他们的同龄人泡茶，并提供性安慰。对二等地位的此种切身经历让妇女解放论者下定决心要将各地妇女从性别歧视和父权制社会中解放出来。

反越战抗议揭示了政治中的阶级划分正在经历重新组合，因为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长大成人并加入到进步的“新左派”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热衷于结束保守势力的统治。和平抗议者构成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运动——它寻求从冷战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地，正在兴起的以各种问题为基础的抗议浪潮预示着一种新政治的到来，这种新政治拒绝保守的社会规范和偏见，并拥抱新的、更加具有流动性的认同。从局部看，越战标志着外交事务上的一致的结束，它分裂了这个国家。受工党反越战立场的吸引，有教养的青年专业人士汇聚到工党而非国民党中。

与此同时，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正在准备从东南亚脱身。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完成了它在苏伊士以东地区的撤离工作，而美国则退却到菲律宾和冲绳岛,并将一股残余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留在了新加坡。在这种大国退却的背景之下，到年晚期,新西兰便从越南撤离了出来，但却留下了两个训练小组，随后上台的工党政府将它们召了回来。

在年诺曼科克英年早逝前，在世界上表达道徳呼声成为了他领导下的工党政府的特点。正如一首青年流行歌曲对他的亲切称呼一样，“大罗姆”以前是一名火车司机，是一名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他复兴了工党的传统，即，独立的、有意识体现理想主义的“道义”外交政策。随着冷战和越战的结束，他建立了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通过在世界舞台上阔步前进，他同样也解决了嬉皮士那代人让人讨厌的“文化盲从”问题，并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科克与把自己视为全球公民的青年革命拥护者非常投缘。他将国家的狭小和偏远当成一种机会，一个在小国和新西兰对其不构成威胁的超级大国间进行斡旋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正如彼得弗雷泽在联合国的所为一样。

进步青年为科克政府在南太平洋推动无核化区域而感到高兴。年，一艘海军护卫舰搭载着一位内阁部长和一名“国家辐射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启航前往穆鲁罗亚环礁,去见证和监听法国的核试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将法国告上了国际法院。

从哲学的角度看，对核试验的反对与环保运动的兴起是结合在一起的。南岛国家世界遗产公园建立于生育高峰期出生人们的童年时期(峡湾和库克山在年建立)。随着更多的家庭坐车旅行和旅行度假，当他们呆在旅行车停车场或汽车旅馆时，他们对山水的民族情感增强了。交通的发展，例如从瓦纳卡通往韦斯特兰，并经过哈斯特关的道路的竣工，助长了这种趋势。无需付费导游而“自由行走”于米佛步道是在年才出现的。

但是，这些景色优美的奇迹和度假地——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在这里学会了探险——受到了怎样的保护？许多将来的风景遗产保存了下来纯属幸运。当各个家庭发现他们自己的国度后，对不考虑风景和保护价值的树木砍伐、矿藏开发以及猖獗的发展的担忧增加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的“拯救玛纳普里”运动标志着公众态度从拓殖土地向保护自然资源的转变。从年起，历届政府都批准了与“科马尔科”。一当时的一家英国一澳大利亚联合企业——的一项协议，从“峡湾国家公园”的玛纳普里湖向一座炼铝厂提供廉价的电力。最初的提议要求将湖面提高30米，而这将淹没湖里的大多数岛屿，并破坏邻近的蒂阿瑙湖。抗议运动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即：保护还是发展、国内还是国外资金、跨国公司对主权的威胁、国家的角色、支持新西兰文化的价值标准等。在这种情况之下，公众压力解决了调査委员会不能解决的问题：年，由“皇家森林和鸟类保护协会”组织、得到人签字的请愿便做出了明确的陈述。

经济相互依存

然而，对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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