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进步的标准观察者网

一、疑问与定义

我们能模糊地感到文明（civilization）有先进、落后之分。但何以知道落后或先进？这不仅是理解当代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攸关新时代中共中央提出的核心任务：改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什么是“文明”？基于当代认识，全球考古学界公认以“金属、文字、城池”三要素来判断具体的古人类群体是否迈入了“文明”，即能冶炼金属、使用文字符号、有城池的定居社会。由此可知，当代人把“文明”理解为三大类内容：实用技术、抽象知识、社会形态。

“技术文明”指的是方便人类物质生活的实用技术。实用技术来自物欲，让人类日常生活越来越丰裕、方便，是驱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实用技术的先进或落后很容易分辨。

“知识文明”指的是由人造符号概念构筑的，关于自然及社会的抽象因果关系。抽象知识属于人类精神世界，未必由物欲推动，能促进实用技术却得不到“专利”。与“信息”不同，人类能积累的抽象知识很少。

“社会文明”指的是公共生活形态。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就是“社会／会社”（society），是群体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称。公共生活形态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和普及提供或优或劣的环境，这是人类快乐与痛苦的源泉。我们迄今并不清楚怎样判断社会文明的先进与落后。而今流行西式“两分”标准，如“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市民会社与国家政权、个人主义与集体或国家主义”。然而，由于例外比比皆是，人们争论不休。

由于无从判别“公共生活形态”的先进与落后，人们怀疑“文明”是否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但是，这个怀疑又与我们的直觉或常识发生矛盾。若能令人信服地确立关于“社会文明”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判断“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就不成问题了。

抛砖引玉，本文旨在提供一套判别公共生活形态先进或落后的简约标准，即社会进步的标准。这既是抽象知识也是实用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政策指南。

在讨论社会进步的标准前，需要先澄清几个关键概念的定义。

（一）社会文明与文化

文化的内涵众说纷纭，庞杂到无所不包，亦常与文明混用。依照上面定义的文明，文化属于社会文明／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肯定不包含实用技术和抽象知识。

以“文”化“人”，名词加动词，文化的定义天然包含三部分：各种人文作品、与各类人群思想和精神状态的互动、社会规范的形塑（社稷天下）。汉语“文化”一词源自《周易·贲卦·彖辞》里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一词的含义迄今未变，展示了两三千年前中国古代思想的深刻。

人文作品分四大类：历史记述、宗教经典、文学艺术、制度典章。形形色色的典章制度当然是人文作品，有些甚至直接来自宗教经典。《可兰经》至今还是阿拉伯人的“宪法”。人们暂时服从法规制度，却并不必然认同。强制服从的成本极高，可能高到政权难以承受的地步。

判断人文作品的先进与落后是个陷阱。声称《俄狄浦斯王》或《哈姆雷特》比《赵氏孤儿》先进，《圣经》比《史记》先进，《战争与和平》比《红楼梦》先进，“美国宪法”比“中国宪法”先进，会引发不必要的困扰。不了解对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背景，甚至不熟悉对方的语言文字，何以知道对方是先进，还是落后？一旦“贾宝玉”被翻译成“JiaBaoyu”，《红楼梦》的主角顿然失色，丢失了“真假难辨、漂亮且昂贵的石头”这层中式浪漫寓意。譬如阿富汗，经历二十年美国大兵的威逼和美元利诱，美式制度依然没站住脚。就阿富汗人而言，站不住脚的制度谈不上“先进”。对西非丛林部落而言，法国的“政体”不会比规范其部落生活的巫术仪式和圣物“先进”。但在西非的城市生活里，圣物和巫术仪式变成了非主流的“传统文化”。

《红楼梦》剧照

由于存在着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各地生产和生活方式具有差异，作为社会文明一部分的文化很难区分出先进与落后。作为文化一部分的典章制度更难分出先进与落后。讨论文化的先进或落后，可能陷入偏见甚至种族歧视的陷阱，徒增判别社会文明先进或落后的难度。习近平总书记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二）社会文明与城池、个人

公共生活形态最显著的演化是：部落到城邦，城邦到国家，国家到大国乃至超级大国。“城池”是最初的稳定公共生活形态。“国”字的方框起初象征着城池。

驯化培育原本野生的动植物，人类就有了“产业”，四处游荡的狩猎采集部落便能定居，凝聚为“社会”。定居的社会需要四大公共设施。第一，昭示政治权威的场所，如宫殿；第二，寄托精神希望的场所，如庙宇；第三，举办仪式以彰显历法、等级、交易等社会规范的场所，如广场；第四，为捍卫上述昂贵的“基础设施”，居民深挖沟并垒土方木石为“城”，是为“国防”的雏形。由此，城邦是公共生活形态的第一台阶。城市与乡村的公共生活形态很不同，是否也代表着先进与落后？

公共生活当然排除个人之事，至低要在两人之间发生。个人行为只要不进入公共视野就不属于公共生活。但人类是群体动物，对群体而言，不影响他人的个人行为少之又少，所以，划定“私密领域”（privacy）是公共话题。强调个人作用或强调群体作用也是公共话题。

性关系最私密，“社会”的起源却与性关系的公共规范密切相关，直系血亲间的性关系导致部落人口再生产的劣势。写作是私人之事，但写作内容影响到公共生活就成为公共之事。“文”与“化”之间需传播媒介。控制传媒，让或不让某类“文”去“化”众，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权面临的困境。控制是“没文化”，不控制也是“没文化”，悖论深不可测。世上无国不控制传媒，但关乎占据道德高地，当代政权追求隐蔽而非公开，精致而非粗糙的传媒控制。

（三）社会文明与政治、政权形式

今人大多认为：政权是公共生活的核心。与政权相关的政治生活左右公共生活形态。那么，何为“政治”？

政治被普遍理解为“对公共生活的治理”。谁在治理？许多学人不愿明指“政权”，因为脑中有“民权”，有民权与政权两分，有民众对政权参与的程度差别，有民众在公共生活中的“自治”。但是，无论多少人参与，治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就是政权；大到中央政府，小到村庄自治机构，都是政权。

政权是治理公共生活的机构。政权何以能治理公共生活？政权垄断暴力，不容许私人使用暴力解决纠纷。而且政权垄断税收，所有人须向政权缴纳维护社会秩序的费用，无人“富可敌国”。换言之，垄断暴力和税收的各级机构就是政权。政权所及之处发生的事就是政治。凡不涉政权之事就不属政治，凡涉及政权之事必属政治。结婚是私事，本与政府或政治无关，然而，婚姻要获得《婚姻法》的保护就得去政府相关部门领《结婚证》。关于婚姻的法律是重大政治。

政权是公共生活的核心。在古希腊文字里，“城邦”“政权““公共事务”“政治”是同一个词，这个词也是当今西文“警察”一词的词根。专业警权是近代城市生活的产物，代表垄断暴力的政权维持着城市的社会秩序。

爱琴海地区的希腊城邦

从古至今，社会公共生活不仅是物质经济的内容，还有精神的内容。不似专门研究市场机制的经济学，政治学从不忽略人类的精神生活。政治家及政治学家对宗教和庙宇的立场和态度各不相同，却都从不忽略庙宇和宗教。

然而，可否用政权“形式”判断社会的进步与落后？今人能模糊地感到，政权形式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如组织法国社会的“政体”貌似比西非的部落酋长／巫师操纵巫术仪式和圣物“先进”。但是这种“感觉”并不实用，还有为帝国主义张目的嫌疑。即便换成法国的“政体”，西非依旧不是法国。没有城市及城市所代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不可能有效执行城市生活的典章制度。

直到约五百年前，无论中西，学人们厚古薄今，普遍赞颂古代社会生活。例如，中国儒门弟子言必称夏商周“三代”。近代以来，由于实用技术和抽象知识的再生产加速，学者们不再称颂古代社会，却为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激烈争吵，主要围绕政权形式及相关的政治思想争吵。

19世纪的学者用社会分工的复杂性或阶级斗争解释政府形式的差异。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的学人们用西式的政府组织形式来分辨公共生活的进步与落后，注重西方推举群体领袖的形式。一些西式的“两分”概念被广泛用于判断公共生活形态的先进与落后，如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政府权威与市民会社（非乡下的、文明的自治组织，civilsociety）。在现实的近两百个国家中，这种西式理论体系遭遇的“例外”太多，多到令人起疑。疑虑是：西方学术霸权劫持了全球学者的议程，诱使他们反复“注解”关于民主与自由这对矛盾的著述。由于理论很难对“公众”直接“洗脑”，大众用直觉判断甲社会比乙社会“好”或“先进”，也用先进技术和知识的起源地做间接判断。

上述那些定义含混的意识形态难以解释国家的兴衰。无论主流理论还是大众直觉，尴尬在于，国家兴衰频仍，三百年前崛起的“欧洲列强”已成历史名词。

（四）精英与平民：社会文明中的魔鬼悖论

自“城池”之后，因为一个魔鬼悖论，我们再难找到衡量社会进步的有效标尺。

人类体格不庞大也不强健，靠后肢行走不如四腿动物跑得快，也不如前肢演化成翅膀的鸟儿能在天上飞。倚仗大脑发达，人类从动物世界中脱颖而出，使生存竞争仅发生在人类群体之间。人脑有两大优势：杰出的群体生活能力和超常的学习能力。群体生活即公共生活，学习能力即个人智慧。

人类是群体动物。个人智慧来自社会、从属社会、服务社会。若个人至高无上就没有群体，没有社会文明了。然而，由于人类群体间的生存竞争激化，无所不用其极，公共生活与个人智慧演化成一对魔鬼悖论：公共生活基于以私利为代价的公益，个人智慧基于以公益为代价的私利。后人曾长期赞颂古代的公共生活形态，因为远古人类群体间的竞争手段落后，个人作用有限，悖论不明显。

不彰显智慧与平庸的差异，要求智者为群体无偿做奉献，社会就平等，大多数人就不会感到痛苦，但代价是全社会的平庸。但倘若对个人智慧报以对他人的包括财富在内的支配权，就会产生追求支配权的精英集团，代价是广大平民感到痛苦，感到相对被剥夺、被支配，进而社会分裂。

个人智慧相对贫乏的群体因愚蠢而被淘汰，而个人智慧相对丰富的群体因社会分裂而被淘汰。常有强调社会平等团结的群体被强调个人私欲的群体击溃；也常有强调个人私欲的群体被强调社会平等团结的群体击溃。

古代中外哲人早已知道，私有制是悖论的总根源，不平等是人类痛苦的源头。柏拉图的“理想国”拒绝私有制，孔门的“大道”是货力为公的“天下大同”。人人平等，与世无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社会停滞或永恒，是理想中幸福的“桃花源”。但所有人也都承认：动力来自差异。没有高差就没有水流，没有正负极就没有电流。私欲创造丰裕，没有丰裕就没有群体（国家）间竞争的本钱。于是，自私是“本能”“人欲”，但不自私是“人性”“天理”。朱熹企图“存天理、灭人欲”。老子鼓吹“上善若水”，鼓励政治精英像水一样往低处走，用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抗衡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然而，尽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依旧挡不住“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在以种植和养殖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精英与平民间最重要的平衡器是宗教。宗教许诺一个彻底平等的来世，能缓解人们在现世感到的痛苦。佛教相信命运轮回的来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宣扬与神同在的永恒来世，反映人类对社会平等的终极追求。

在以制造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宗教衰落、资本勃兴，各种意识形态流行。强调精英作用与强调平民作用的意识形态激烈竞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激烈竞争。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强调以平等获得社会团结。资本主义强调个人和资本，强调个人攫取利润能给全社会带来丰裕。

在以无形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资本以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技术创新竞争把社会平等的道义观植入每个人的基因。货币逐渐成为人类唯一的共同信仰，劳动力价格构成社会的唯一差异，一切文化藩篱都在被金钱摧毁。人类几乎彻底平等了，却也陷入精英眼里的“暴民政治”或“民粹主义”。

比起数千年来的祖先和宗教崇拜，“人造平衡器”很脆弱，资本至上的现实与社会平等的诉求，向全世界展示物欲与精神的失衡，激起席卷全球的宗教或“传统文化”复兴的巨浪。资本是流动的，社会也是流动的，但精英恒定是少数。

精英利益与平民利益高度一致，也高度不一致。差异导致秩序，也是导致固化的制度秩序崩溃的原因，更是导致社会抗议运动乃至社会革命的原因。历史的天平在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之间左右摆动。而今，由于新生产方式兴起，左右摆动在加速。

貌似魔鬼，精英与平民的悖论伴随了人类五千年。无解。

（五）跳出悖论

概念是知识的载体。克服悖论的唯一方法是放弃引发悖论的概念。

较之群体内部的（阶级）斗争，群体间的生存竞争才是人类历史演进的主动力。历史天平的左右摇摆都是暂时的；长期和重要的是强国变弱、弱国变强，世界权力地图重构。由于人类群体间激烈的生存竞争，公共生活形态优胜劣汰，群体规模发生从小到大的聚合：从部落到城邦，从城邦到国家，从中小国家到超级大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小规模的国家退出了世界竞争的舞台，世界由广土众民的超级大国左右。在超级大国的压力下，“欧洲列强”被淘汰，欧洲各国开始联合，企图在可见的将来构建一个“欧罗巴合众国”。

社会文明的进步并不取决于偏重个人自由或群体幸福。跳出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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