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温州八大王胡金林如今在柬埔寨续写传

温州商报胡金林：年出生，温州改革发展史上柳市“八大王”中的五金大王。现为柬埔寨温州同乡会会长、金三林国际电器（柬埔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年代初，他是“八大王”中亡命天涯的其中一位。年代中期，他因布局塔里木油田而错过，乐清电器“集团化”风潮。新世纪初，他是第一批响应东盟一体化的掘金者。“五金大王”胡金林的十个人生节点7月7日，从柬埔寨回到温州之后的第三天，胡金林专门来到世界温州人博物馆筹建组办公室，清点他所捐献的余件展品。从40年前的证件，到十多年前使用过的提箱，每一个老物件都能引起他对往事的回忆。“26岁的时候，我上了全国通缉令；而现在，我已经62岁了。”当年柳市“八大王事件”中的“五金大王”感慨道。年第一次出门打工就被吓回来了我父亲是个手工业者，做染布坊的。家里兄弟姐妹八个人，我排行老五。家里其实也不算困难，但因为当时温州人多地少，我们这一代人早早就要考虑怎么养活自己。所以，在年的时候，中学毕业没多久，我就跟着老二的连襟、一位在神农架做家具工厂的青田人，去给他记账。他的工厂在神农架林区宋罗乡，后来（年）出了个“女武松”——“打豹英雄陈传香”的地方。我在这里住了两夜，头尾加起来可能还不到48小时，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要干这个。因为山上的老乡几乎个个有“状况”，有的人头胀得像斗一样，有的手像冬瓜一样——那些都是生漆中毒，做这个每天要和漆树打交道，不是过敏就是中毒。这样的环境没法做，所以我不仅自己要走，还带着同去的十几位老乡走。下山后钱不够了，我就跑到宜昌找到包工程的表姐夫借了元，买长江轮最便宜的散席（船票中最差的一等，需要自行在过道上找地方坐），经由上海回了温州。（元？这在当时已经可以算巨款了吧？）是的，我的表姐夫当时是在宜昌工地（葛洲坝工程）做工程，他算是那个年代的大老板。回去的路上，我就想，我还是经商比较好。因为这一路过来，我们所见到最热闹繁荣的地方，几乎都是小商贩特别集中的港口、码头，做生意是很有前景的。年10月的时候，我还在为缺了元流动资金而犯愁，可仅仅过了两个月，居然仅手头的现金就有5万元了年的正月十六，我正式开始经商，做五金工量具的买卖。我的思路和别人不一样，我先去学很多产品相关的知识。比如钻头和丝锥攻的配比；比如拖拉机坏在田里，最大可能是油嘴和轴承的问题……然后我就重点配备这些常用零件。在价格上，我就按当时国家牌价加一点，比如4块钱的油嘴，我就5块钱卖给客户，虽然贵了一块钱，但对于客户来说，省下来的却远远不止这么多。因为如果他去国营的物资公司，得停一天工，还不一定就能顺利买到。而我这里，哪怕是半夜，都可以起床给你配好。我要赚钱，但一定要让客户物有所值，这就是我的经商理念。所以，慢慢地柳市那边大家都知道，缺什么五金件就去找胡金林。生意越来越好，年中的时候，我就盖起了3间很漂亮的两层楼，带走廊的。到了10月份，就刮“红色台风”了，柳市镇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直接就过来“抄家”了，好在我事先就得到风声。所以，只在营业部留了一些不好销的五金件，让他们象征性地抄走。我还记得，那一次被抄完，在清点货品的时候，我对老三叹气说，如果我们现在能有个块钱的流动资金，生意就好做了。可仅仅过了2个月，12月底，我们两个在清点账户的时候发现，哪怕不算库存，我们手头的现金居然都已经超过了5万元。这就是我所赚的第一桶金。年我把温州市机电公司和地区机电公司都打败了到了年，我的经营范围已经扩展到电器领域了。当时，只要是市场上有需求的，无论空气开关、熔断器、断路器，我这里都有。同样一件产品，你在温州市机电公司买，要在出厂价基础上加七个点，如果到我的向阳五金电器经营部买，只需加六个点——就是说，到我这里不仅省时省事，甚至连价格都比国营的便宜。因为我和机电公司一样，都是从厂家直接拿货，而我的运营成本远远比他们低。除此之外，和国企不同的是，我这里只要是认识的人来拿货，都可以先不用付现金，签个字就能把东西提走，定期结账就可以了。我们的经营理念更活，所以我就把温州机电公司和地区机电公司都打败了。这种情况下，我还和温州市机电公司进行了合作。当时他们的积压物资非常多，处理不掉。我把“目录大王”叶建华推荐给他们，到他们的仓库里去给做库存图文目录。我们库存机电产品分门别类整理出来之后，我也替他们做代销，慢慢地把这些积压物资流通起来。胡金林年的工作证年在工作组找我谈话之前，我就已经准备好了跑路用的五本证件、斤粮票、0块钱在年之前，我都是按照每个月包交税70元纳税的。年，乐清市财税局查我的账，当时我在信用社的账户上有多万元。那个时候，其实我对多万是没概念的。但他们告诉我说，一家社队企业的产值也就是十几二十万元，你一个经营部已经可以顶好多个社队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你这个税收是不合理的，要重交。于是，我就按照这个金额补交了5%的营收税，在一个月之内缴了6万来块钱。我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没想到这只是个开始。不久，省里的工作组又找我谈话，那是在柳市镇花边社的一个招待所里，和我谈的是中纪委一个姓刘的工作人员，我们就在一张0.6×1.2米的小办公桌两边对坐着。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说的那句话——“老子，两万五千里长征过来，才块，你这个小子，一年赚几十万！不是挖我社会主义墙脚吗？”从招待所出来我就决定要跑路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在那几个月里，我一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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