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多文字都已失传,甚至消失,为何中

与时间对抗的不朽文字

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从商到周，经历了文明的巨变。许多在表面上看起来类似的、连续的现象，在商文明和周文明高度差异的架构底下，有着很不一样的功能和意义。最明显的，一是青铜器，二是文字。

文字在商人的文化中，并不是要记录人间的事务，而是要证明超越上界对人间的有效干预。这样的一种非人间的讯息，周代以后仍然存在，但就不再是文字运用上的主流了，而是超越与上界的关系，被改造为与时间对抗的关系。对于周人来说，文字的功能，主要来自于可以固定不变，至少比语言要固定不变得多了。

周人最早接触到的文字，是商人写在甲骨文上，或铸刻在青铜器上的。甲骨不容易毁坏，青铜器更不容易毁坏。文字和甲骨、青铜联系在一起，更加强了抗拒时间变化的印象。于是在周人的心中就有了明确的动机，为什么要用文字？什么时候需要动用文字？那就是有了值得长长久久存留的讯息或意念，那就用文字写下来，保护着不让时间改变、消蚀。对照来看，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发明过，后来却彻底消失的文字，不计其数。历史起源上最早的文字，大部分都消失了。两河流域最早使用的文字是楔形文字，因为是用芦苇削尖了之后在泥板上刻写出来的，它的字体笔划固定会有凹挖的小三角形，所以称为楔形文字。这套文字存在没多久，就彻底消失了。

古埃及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画出精美的图像来，开始的时候用图像来传达意义，后来转变为以特定的图像作为声音的符号运用，发展和使用的时间，比楔形文字来得长久。但后来也还是消失绝迹了。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都失传了一、两千年，要到公元十八、十九世纪，靠着欧洲发达的古文字学的研究，才一步一步找出了能够理解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到底代表什么意义的办法。

从世界范围来看，所有其他能够流传下来，而且实际在大型社会中运用的文字，都是表音的。中文是独一无二非表音的文字系统。只有中国人，加上少数受中国影响，处于“汉字文化圈”里的人，才用非表音文字。

我们看看韩国的变化最清楚。他们原来也属于“汉字文化圈”，以汉字为作为他们书写的文字，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韩国明确地放弃了汉字，另外成立新的文字系统。新的韩文，表面上留下了方块的形状，乍看之下有点像汉字，但实际上完全不一样了。现代韩文是表音的，由一个个声符拼起来的，看那些组成的符号，就能把那个字发音念出来。

废汉字改现代韩文，除了民族主义的立场之外，更重要的是普及的考虑。改用现代的韩文，可以快速提升韩国人的识字率。这就触及了关键——非表音文字很不方便，没有办法直接和语言对应上，也就没有办法让会使用的语言快速就懂得如何使用这一套文字。从运用的便利上看，表音文字才是正确的设计，所以其他的语言系统最后都发展出了表音的方式。

不过，表音文字也受到语言高度的牵制。我们今天学英文的时候就会发现，英文里面有一些字，拼法怪怪的，和字的发音连不上。例如说enough(充足的)，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这个词的拼法和读音之间显然有很大的差别，英语世界里几十年来没有中断过的热门的讨论，就是要不要改掉这些“不合理”的拼字。

几十年没有中断，那是因为几十年的讨论，还是没有能够真正形成普遍的改变。怎么会这样？因为一个论点始终有它的力量，即使是“改正派”也无法忽视，那就是如果真的都要按照发音来拼字，也就是让英语彻底表音，那么不同地区不一样的发音，必然会导致同一个字有不同的拼法，那样很有可能就使得英文这套文字系统分崩离析，不再能是一个跨越地区的统合文字。

英文现在所处的地位，就有点像历史上的中文。英语散布得很广，散布得愈广也就意味着有越多地区性的差异。美国人、英国人、澳洲人、印度人、乃至于香港人、新加坡讲的英文都不一样。如果大家都按照自己的发音方式来拼写英文字，那么每个地方的英文也就有了差别，久而久之，这套文字就会失去了共通性，英语也就不会再有能够充当世界语言、世界文字的功能了。维持英文的统一稳定，不受地区性发音的影响，也就是不纯粹的表音，成了英文今天要能够继续拥有世界语言优势的前提条件。

再回来看中文，中文是非表音文字，但也不是纯象形文字，如果没有找到文字和声音的结合方式，中文也无法成为存留三千年的历史奇迹。刘兆玄先生曾经说过的一个故事。他第一次去湖南长沙参观马王堆博物馆，第一次看到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在他旁边有一对英国夫妇，他们一方面赞叹两千多年前的文物如此精美，一方面非常好奇疑惑两千多年前的书籍上到底写了什么样的内容。刘兆玄于是就转过头，热心地用英语将展览翻开的那页《帛书老子》字句说给那对夫妇听。

英国夫妇的第一个反应是：“喔，原来这本书不是展览品啊！”刘兆玄告诉他们那当然是展览品，是不折不扣从古墓中挖掘出来的珍品。英国夫妇接下来的反应是：“那你一定是历史学家了？”刘兆玄笑了，他不是历史学家，他是学化学的啊！那对英国夫妇会有这种反应，可以理解。从他们的文化背景完全无法想象，一个人没受过长久、艰难的学术专业训练的人，能够一眼看懂两千多年前的古文字。因而他们认定：要么那不是古文字，要么刘兆玄是专业学术研究者。

但对于刘兆玄，对我们这辈在台湾受教育的人来说，我们读的文字，和两千多年前的文字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差异；还有，我们所学习的文言文的文法，也和两千多年前的文法，没有太大的差异。第一次接触两千多年前的古文本，一眼能够大致理解其内容，这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那不是刘兆玄的本事，不是我们的本事，是中国文字的特色。

我们知道中国文字的基本形式，在商人手中成立了，但甲骨文还很难明确地称为一套文字系统。首先是字形和排列的方式，还有很多变化，并未统一固定下来。更重要的，文字符号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也还没有确立起来。要到周人手中，中国文字系统才正式建立起来。

中国文字的造字原则

至今我们无法确认中国文字最早怎么诞生的。到目前还没有充分的甲骨文前身证据的材料。这样的材料就算有，可能也都压在几十公尺、几百公尺的黄河下游冲积土层下，无从挖掘。但至少我们知道，中国文字不可能用什么样的方式诞生的。不可能是由一个聪明的人，叫“仓颉”的人发明的。那是神话，尤其是说仓颉发明了文字以至于“天雨粟”，凸显文字发明的惊人突破性的那一段，这是精彩的神话，但那绝对不可能是历史的事实。

另外，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可以整理出文字产生的基本机制。从商到周，如何由原本的一个一个的符号，个别的符号，形成了一个系统，系统里产生了逻辑的道理，于是就可以按照这样的道理变化出更多的文字符号来。

传统上将中文造字的原理整理为“六书”，六种不同方式。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的说法存在已久，固定下来变成了现成的答案。然而回到古文字的事实现象上来看，我们恐怕不能如此理所当然不经检验地接受“六书”。

首先一定得澄清的是，就如同中国文字不可能由一位圣明的仓颉独立发明的一样，绝对不是先有人定好了“六书”的六种原则，然后再发展中国文字。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字都可以清楚地归属于“六书”六种分类中的哪一种。是先有了多样的文字，后人才从观察、探究这些既成文字中，后设地分出“六书”来。

而且，“六书”实在不是好的分类架构。这个分类有很多模糊、重叠的地方，制造出我们回头认识中国文字的困扰。例如“指事”和“会意”两类，并没有明确的分别。“上”和“下”，以一个横杠为准，标示出上面和下面，传统上归为“指事”。

传统上分“指事”和“会意”的标准是——“指事”是直接的，“会意”是间接的；或说“会意”需要稍微转一个弯，在意义的形成上比“指事”复杂一点、难一点。传统上最常见的“会意”例子是“武”字。“武”由两个元素合成，一个是“止”，另外一个是“戈”，“止戈为武”，停止使用武器才是“武”，这样的意义构成，和我们的常识直觉相反，所以是“会意”，意味着字形与字义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表达了特殊的意念。

可是麻烦的地方来了，回到历史上，我们不得不说，这是天大的误会。这是上千年的以讹传讹，不能因为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我们就承认这是正确的。“武”字的确是由“止”和“戈”两个部分构成，然而“止”的来源，是来自于人的脚的模样。从甲骨文、金文看得再明白不过，“止”的原样是象形字，就是把人脚的模样画出来。这个代表人脚的“止”字后来才因同音而被假借用来表示“停止”的“止”。

因而，“武”字造字之初，就是画出一只脚在“戈”旁边，也就是一个人走到武器旁边去拿武器，所以就代表要动武了。哪有什么“止戈为武”的复杂表示？还原历史事实，“武”的造字原理，和“上”、“下”没有根本的差别，换句话说，那也就是“指事”。这提醒了我们，传统所谓的“会意”字中，其实有很多来自类似的误解。误会了字形和字义链接上的长期曲折改变，觉得用简单的“指事”说不通的，就把它放进到“会意”里去，结果是乱会意一气，发明了一堆类似“止戈为武”的说法，让人看不见、甚至不接受历史的事实。

另外，“象形”和“指事”也有很多混淆暧昧。“转注”和“假借”也有很多混淆暧昧。最简单的字如“日”，指天上的太阳，原型是圆圈中有一点，这是“象形”还是“指事”？或者“月”字，一个弯月圈加中间一点，这是“象形”还是“指事”？

从汉代开始，“六书”被视为权威，许慎的《说文解字》被视为权威，上千年的时间中，中国人智识中逻辑不发达，于是就死记“六书”的原理，奉《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不可动摇的标准答案。现在我们有机会能够用许慎看不到的更古老的文字来探索文字起源与变化，所以我们实在没有道理继续死守死背“六书”和《说文解字》，我们应该要有更现代、更合逻辑的认识。

中国文字的形声特点

从历史上的角度上看，容我借用陈梦家先生的说法，将中国文字做最简单的分类。回到甲骨文、金文的古老阶段，陈梦家把字分成三种，“文”、“名”、“字”。看到一个字，能够直接理会它指的是什么，那就是“字”。字形本身就显现了字义。像古老的“目”，画了一个眼睛，一看就知道指的是脸上的这个器官。像古老的“其”，画了一个畚箕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指的是日常用的那个工具。这是陈梦家先生文字分类上的做“文”。

然而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这种字形和字义直接链接的方式，范围有限。需要语言、文字沟通的绝大部分意思无法靠这种简单的原则来显示。最常见的，要指一个特定的人，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我就没办法把那个人画出来，也没办法把那个地方画出来。

怎么办呢？在语言上，我们会有特定的“人名”、特定的“地名”。于是相应地在文字上，就可以利用同音的原理，给予特定的符号。所以本来是画了一个畚箕的“其”字，拿去当作名字，指一个叫“箕子”的人，那就构成了“名”。在陈梦家的分类中，“文”来自于“望文生义”的意思。能够一眼看出意思的，就是“文”。那“字”呢？取自于“待字闺中”成语中这个“字”字的意思。代表“家”或者一个房屋的宝盖头，另外底下就是一个代表孩子的“子”，意思就是“生小孩”，所以将还没出嫁的少女形容为“待字闺中”。

“字”是衍生出来的。原来画了一个畚箕的“其”，如果就代表畚箕，那就是“文”；如果挪用去代表一个人，那是“名”；如果从这个符号衍生出“旗”、“棋”、“麒”......那就变成“字”了。陈梦家的“文”、“名”、“字”三分法，比“六书”简单、容易得多了。更重要的，远比“六书”符合逻辑，在理解、分析上好用得多。从字形上，我们很容易判断归类什么是“文”，什么是“字”。从文义运用上，我们也很容易可以分辨出“名”来。用这种方式整理，中国文字的发展过程就清楚多了。

这套非表音的文字是如何成立？刚开始的时候，“文”有明确的对应对象，借由描摹、表现这个对象而有了初步的符号。如果语言上对于这明确外物、现象有一个称呼，那么这个符号，也就同时取得了语言称呼的那个时间，也就同时具备了“声符”的功能。于是进一步，这样的“文”可以用来当作“名”，指称同音的人、地等，有了“专有名词”的功能。再下来，又可以将不同的“文”予以搭配，衍生出其他的“字”来。这就是中国文字的发展梗概。

从“文”到“字”，最重要的衍生原则，是“形声”，也就是把本来有其形象意义的“文”予以“声符化”，然后配合上另外一个代表意义的“文”，两者加起来衍生出一个新“字”，于是看到这个“字”就能够察觉它的意思，又能够念出它的发音。“其”加上“方”成为“旗”，发的是“其”的声音，带有的是“方”的意思；同样的，“其”加上“鹿”，发的是“其”的声音，带有的是“鹿”的意思。如此，使得中国的形象文字能和语言发生关系，并不是直接表音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因此，周人的成就之一，是让中文以形声的方式不断地衍生，中国文字不是表音文字，但是，中国文字也绝对不是象形文字。中国文字的主体，是形声字，有形也有声，如此才能发挥功能。光靠象形是发挥不了文字的作用的，无法产生和语言之间的链接。同时，周人的另一个成就，则是将文字运用的场合扩大，把它们从神巫的手里解放出来，进入了人的世界，开始用来记录人的事情。

文字和人的生活有了更普遍更紧密的连结，也大有助于这套文字系统的长期传留,这是我们汉字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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