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冬奥会最大的争议,被一篇文章说透了文

　　　　黄璐　　｜　　河北联合大学体育部

体育人才的全球流动，是当今时代的显著趋势。然而，“运动无国界，运动员却有祖国。”这句话在以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等为代表的国际体育赛事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也正因其民族性因素，这些赛事往往极具吸引力。而由于这类赛事带有“为国争光”的荣誉追求，外籍或归化的体育人才往往更容易引发争议。近期冬奥会上，就有一些归化运动员和跨国执教的教练员被推入舆论漩涡之中，同时引发国内和国际的大范围争议，甚至遭遇网络暴力。

本文指出，随着我国竞技体育不断发展壮大，亟需合理分析运动员跨国流动与“荣誉外包”现象，探寻民族情绪与荣誉追求的平衡之道。作者认为，应区分以商业利益为中心的职业体育，和以高度竞争为特征的精英体育。在职业体育中，联赛“雇佣兵”模式及其全球发展，已获普遍共识。但精英体育更多选拔代表国家最高竞技水平的本国公民参赛。以奥运会和世界杯为代表的精英体育赛事所承载的民族与文化涵义，与职业赛事截然不同。在精英体育赛事中，运动员代表一个国家参赛的动机，要建立在对文化团结、爱和自豪的祖国真实感觉之上。而出于功利意识，直接雇佣外援来“为国争光”的模式，不仅容易引发争议，也可能对政治文化生态带来负面影响。

作者指出，“唯荣誉论”和“唯奖牌论”并不是看待归化运动员的理性方式。关键是如何融入国家边界意识，并平衡民族情绪、化解社会争议。在各种是是非非之外，我们更要看到国家边界意识的能动性所能发挥的作用，并且思考：移民时代，如何定义一个国家的边界。

本文原载《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年第11期，转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思考。

运动员跨国流动的国家边界问题：在荣誉外包与民族情绪之间

▍运动员跨国流动是体育服务外包的特殊形式

（一）体育生产与服务的外包发展

“外包”（Outsourcing）英文概念直译为“外部采购”或“外部寻找资源”，指的是利用与整合外部优质资源，进而达到控制成本、提高效率、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应变能力的一种管理模式和经营战略。或者说企业将一些非核心的、辅助性的功能或业务外包给企业外部的专业服务机构，进而提高企业整体的效率和竞争力，而自身专注于那些核心的功能或业务。

外包可以简化分为生产外包和服务外包。体育生产与服务一直是国际外包的主要范畴，也是全球化与外包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将服务分为12个部门，多个分部门，其中“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为一个大部门类。体育服务外包业务与战略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诸如体育场馆的外包经营与管理、体育公共产品的服务外包、职业体育联赛的人力资源外包等。更宽泛一些来理解，体育经纪人提供的中介服务和职业联赛外籍球员的招募，都可以视为一种服务外包的特殊形式。

职业体育俱乐部将长期招募体育人才的业务范畴外包给代理公司或经纪人，职业体育联盟及赛事品牌将提供精神文化产品的核心要素环节外包给外籍球员或归化球员。服务外包的最终经营管理目标是为了最大化提升职业体育俱乐部或职业体育联盟的市场竞争力。

（二）体育服务外包的“空心化”发展趋势

传统上外包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企业的非核心业务范畴，因为外包该企业的核心业务意味着企业将失去市场竞争力。然而，最近一些企业的核心业务也正在外包出去，例如耐克、戴尔等全球性企业，外包出去企业的核心业务，甚至于高端活动，包括最新的专业知识或生产技能。这种趋势至少表明，在企业积累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职业体育市场的核心业务也可以实现外包。换言之，体育生产与服务的外包发展进入高级阶段，即凭借资本主义和体育跨国公司的原始资本积累效应，实现了高度“空心化”的企业或品牌外包发展。

值得提出的是，任何球队的管理目标要么是成本最小化，提高服务质量以及获取资源，要么在大多情况下，重新组合这些目标，以实现资源整合进而提升整体竞争力。事实上，耐克企业的核心业务并不是体育用品制造技术和生产技能，而是在全球化文化经济大背景大趋势下，企业建立高度抽象化的品牌符号象征和纵深传播的品牌营销能力，这才是耐克真正意义上的、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要素。

结合耐克公司的发展案例，对体育服务外包的“空心化”发展阶段就很好理解。体育服务外包的典范是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赛、世界足球五大联赛等全球品牌赛事，从整个业务流程的外包来看，可以分为销售服务外包、人力资源外包、财务管理外包、智力资源外包、资产管理外包、行政管理外包等，其中作为供给体育赛事的核心要素环节———人力资源外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人力资源指的是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管理人员、科研人员等，由于除精英运动员之外的人力资源群体处于相对饱和的供给状态，或者说处于整个联赛商业体系的附属地位，这就致使精英运动员群体成为体育服务外包核心业务中的核心。很显然，对于职业体育联盟来说，精英运动员群体是可以替代的生产要素环节，而真正意义上的核心竞争力是职业体育联盟的运行机制、品牌形象和商业模式。

（三）运动员跨国流动是体育服务外包的特殊形式

以世界足球五大联赛为例，某一个国家不可能垄断运动员的供给环节，或者说在联赛整体竞技水平和商业发展质量层面上，不可能培养与供给整个联赛系统所需要的精英运动员，尤其对于某国单一的球星生产机制而言。这就需要大量招募高水平的外籍球员，充实联赛品牌的人力资源竞争基础。以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解释视角，“世界体系”理论指的是建立一系列体制机制，将核心层至外围层的所有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在这种情况下，较发达的足球核心地区（例如欧洲），将会从不太发达的半边缘地区（例如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欠发达的外围地区（例如亚洲、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进行人才的挖掘，顶级的足球人才就会从半边缘地区、外围地区跨国流动到中心地区。

一些学者对运动员跨国流动的世界体系抱以批评的态度，并把世界足球描述成具有很强等级性的政治经济活动。这种政治经济活动受到殖民过程的影响，并由经济不平等的关系所维系。世界足球一般被描述为“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即指西欧职业足球联赛市场，西欧从半外围（南美）和外围（非洲）挖掘了大量的足球人才，并把这些人才作为原材料，然后把这些原材料加以转化和运用，以供在西欧中心市场的消费使用。

当下世界足球市场形成的“世界体系”这一“中心—外围”的霸权主义格局，以博斯曼法案为标志的欧洲职业足球自由转会制度，扮演了“桥梁”与润滑剂的体制机制角色。也就是说，从欧洲商业体育实践出发，辅以“人权”“自由”“私有性”等价值普适性的名义，一步步推到国际体育秩序和国际法的层面，旨在为“世界体系”霸权提供合法性。

运动员跨国流动这种人力资源外包的特殊形式，为了避免民族国家的壁垒钳制，以及追求成本控制与利益最大化，更多的是在“自然人流动”的操作性层面上予以实现。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对“自然人流动”的概念界定，是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身份进入另一成员的领土内提供服务。这无关于运动员跨国流动的双边机构或国家利益，只关乎个人权利、自由意志和行为选择问题。处于“世界体系”中心层的国家，利用符合某种利益要求的预设体制机制，以压倒性的谈判话语权招募廉价的体育人才资源。非洲球员跨国流动到欧洲职业足球市场就是典型例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非洲球员涌入欧洲足球顶级联赛。受到历史与殖民关系的影响，由俱乐部和球员代理建立的关系网络发挥了转会或移民通道的作用，非洲有天赋的年轻球员凭借这些球探关系网络被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欧洲各大足球俱乐部，非洲球员得以进入符合自身竞技能力级别的俱乐部踢球，并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跳板，逐步向更高级别的俱乐部流动，乃至成长为世界足球五大联赛中豪门俱乐部的明星球员。例如，西甲联赛的高度资本化已经形成了固有的球探关系网络，在各大洲广泛分布的球员代理招募人员，尤其是在南美洲和非洲地区。

世界足球五大联赛外籍球员的全球招募只是体育人力资源外包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外包模式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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