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疫情下的中国消费现状成因及未来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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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7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凤良联合主持，聚焦“疫情下的中国消费：现状、成因及未来走势”，来自政界、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刘元春、毛振华、沈建光、滕泰、关利欣、邹静娴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邹静娴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一、年消费概况：整体处于历史低位，对经济贡献率和拉动作用都在大幅减弱

二、消费的结构性变化

三、消费走势的分析

四、对消费的未来判断

五、刺激消费的若干建议

摘要：

（1）整体而言，今年消费处于历史低位，这一点无论是和去年数据亦或是更长时间段数据相比均成立。今年年内消费增速大致呈现先降后升的“类V型”曲线。虽然消费增速自二季度开始有所回升，但回升的基础并不十分稳固，消费的疲弱也导致其对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都有所下降；（2）分结构来看，当前表现较差的消费主要有两类，一是高接触类消费（如：餐饮、文教娱乐、交通运输），二是地产相关消费（如：家具、建筑与装潢材料、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3）消费疲弱的原因可以分为宏观层面原因，包括：居民收入增速的绝对放缓和相对（GDP增速）放缓，消费场景受限以及居民信心的大幅下降；微观层面，一是多种居民收入来源均承压：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同时也是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的财产性收入增速趋势性放缓。同时居民收入中的“压舱石”——占比超六成的工薪收入，近年来越来越“压不住、跑不动”。此外，由于疫情对于低收入群体打击更大，因此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均有所扩大，这也不利于整体消费；（4）下一步政策中，第一要务无疑是提高防疫政策精准性，畅通经济循环。此外，为了改善就业状况及市场预期，可以考虑出台一些“以工代赈”项目以及标志性项目；货币政策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眼下应当是利大于弊；财政政策方面可以考虑消费券的发放。基于目前已有案例来看，消费券的效果强（边际消费倾向可以接近80%）且快（时效以周为单位）。尽管可能存在一些操作过程中的问题，但相比于补贴企业端等做法，消费券可能是当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更佳选择。

一、年消费概况：整体处于历史低位，对经济贡献率和拉动作用都在大幅减弱

1、全年呈“类V型”变化，整体处于历史低位

1）年消费整体先降后升，呈现“类V型”走势

前期受一系列外部超预期冲击（受俄乌冲突、高温干旱、疫情反复）影响，消费增速出现了快速下滑。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当月同比增速来看，年3-7月连续5个月社零同比增速均处于负区间，最低点出现在4月份，当月社零名义及实际同比增速分别跌至-11.10%和-14.02%。4月份后消费增速有所复苏，但“V型”右侧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虽然8月份社零实际增速一度回升至2.23%，但9月份数据又跌至负区间（-0.68%），10月社零名义和实际增速更是双双转负（-0.5%和-2.7%）。正因如此，我们将其称为“类V型”走势。

2）目前整体处于历史低位

当前消费十分疲弱：如果和年数据相比，可以看到今年消费即便是在8、9月份有所回升之后，所处水平也大大低于年消费增速。如果将数据置于有数据以来（年）的更长时间段来看，可以发现当前消费处于一轮自年开始的下行区间里，且下跌趋势还没有明显止跌迹象。

2、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和拉动作用都大幅减弱

消费疲软的一个结果就是消费对于GDP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均大幅下降。按照GDP支出法中三大需求的划分，如果比较今年前三季度和去年同期（年前三季度）三大需求对于GDP的贡献，可以发现：年前三季度消费对于GDP的贡献率达到62.1%，对于当年的经济复苏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截至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于GDP的累计同比贡献率为41.3%，远低于去年同期贡献率。与之对应的，是净出口和投资对于GDP贡献率均有所提升：年前三季度两者对于GDP贡献率分别为20.0%和18.0%，而年三季度两者贡献率分别达到32.0%和26.7%。比较三大需求对于GDP的拉动作用，也会发现年消费对于GDP的拉动作用远远弱于年：年前三季度消费对于GDP的拉动作用达到6.09个百分点，而年前三季度消费对于GDP的累计同比拉动作用仅为1.24个百分点，下降4.8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于GDP的拉动作用虽然在年前三季度也相较于年同期有所下降，但降幅（分别为0.96和1.0个百分点）均远小于消费。考虑到年可能存在较强基数效应（年的弱消费），我们也可以将今年前三季度数据与和年前三季度均值进行比较，也可以发现消费对于GDP的拉动有大幅下降（降幅0.9个百分点）。

二、消费的结构性变化

除了消费整体数据外，我们还将考察消费的结构性变化：（1）以统计局八大类消费品分类来看，疫情发生后消费占比有所下降的消费品类（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项目、衣着）大多源于疫情导致的消费场景受限以及社交半径缩小，而家用设备用品及服务的下降可能与房地产的下滑有关；消费占比有所提升的类别主要是医疗保健、食品和居住；（2）从行业角度来看，当期消费的拖累主要体现在高接触类行业（如：餐饮、娱乐、交通运输）和房地产相关行业（如：家具、建筑与装潢材料、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

1、不同类别（统计局八大类）消费品支出增长的分化

对消费分类的一种方式是按照统计局的八大类消费品分类法，即：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娱教育及服务、居住、其他商品和服务。如果对比年（截至9月份累计值）八大类消费占比与年和疫情前的年消费结构变化：其中左图展示了消费占比有所下降的消费品类，包括：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其中又以教育文化娱乐的支出占比降幅最大。具体而言，年该项支出在消费品支出中占比为11.39%，而截至年9月，该项占比已经跌至10.05%；右图展示的是消费占比有所上升的消费类比，包括：医疗保健、食品和居住。

综合这两幅图景，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消费占比有所下降的消费品类大多源于疫情导致的消费场景受限以及社交半径缩小，这直接体现在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项目、衣着上，而家用设备用品及服务的下降可能与房地产的下滑有关；消费占比有所提升的类别中，医疗保健、食品、居住都多与疫情有直接关联。

注：年指截至年9月数据；“其他商品和服务”类因内涵不详在此不予展示。

2、按细分行业：高接触类、房地产相关行业消费拖累最为明显

分行业来看，拖累消费的主体行业有两类：一是高接触行业，二是地产相关行业：

疫情发生以来，餐饮、娱乐、交通运输等高接触类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大。疫情的多点散发使得高接触类行业受到极大冲击，这一结论也与前述八大类消费品结论一致。以文娱行业为例，该行业的观影人次、票房收入在今年以来都经历了大幅度回落。尽管5月开始有所反弹，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但整体水平仍不及年同期，说明服务业消费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疫情的影响。再如，餐饮类消费9月同比增速-1.7%，10月份增速更是进一步跌至-8.1%，显示出疫情对于接触类服务业的极大冲击。

三、消费走势的分析

1、宏观层面解释：消费能力+消费意愿

从宏观层面来看，导致消费疲弱的原因主要有三点：1）收入增速的放缓，既有绝对的放缓，又有相对（GDP增速）的放缓，2）消费场景的受限，以及3）消费者信心转弱。下面我们将依次展开讨论：

其一，居民收入增速放缓，且持续低于GDP增速。可以用来解释消费的理论不少（如：凯恩斯、费雪、莫迪利安尼、弗里德曼等人均提出过经典的消费理论），但众多理论中，收入无疑都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疫情之后居民收入的放缓体现为绝对和相对放缓两方面：

1）绝对增速的放缓

疫情发生之后居民收入实际增速出现了大幅下滑，增速一度从年一季度的5.9%大幅跌至年二季度的-2%。此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开始回升，但此趋势在年后开始掉头向下。从年数据来看，虽然三季度数据（2.3%）较二季度（1.9%）有所反弹，但整体仍处于历史低位。

2）相对增速的放缓，这可能引发经济进一步下行的恶性循环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从年后（除.03外）开始持续地低于GDP实际增速。在低增长背景下，一旦居民收入赶不上GDP增速，可能引发“低增长-更低收入-弱预期、弱消费-低增长-…”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其二，与防疫政策有关的消费场景受限以及社交半径缩小也在客观上抑制了消费。

其三，消费的疲软还与居民的弱预期有关。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理论强调预期对于消费的重要性，年金融危机期间时任总理温家宝也提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事实上，疫情发生后消费者的信心并不是始终都弱，相反，消费者信心在年到今年一季度期间整体都处于较高水平，和疫情前差异不大。但在今年一季度后，消费者信心出现断崖式下降，尤其是对就业的信心，今年3-4月消费者就业信心指数一举从.1跌至79.4。

今年一季度以来消费者（尤其是对就业）信心的大幅下降也是与就业市场状况一致的：一方面年轻人（16-24岁）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尽管在经历了7月份峰值（19.9%）后有所回落，但整体仍处于历史高位；另一方面，25-59岁群体的失业率近期还有所抬头。

2、微观层面解释：多种居民收入来源均承压，收入结构恶化

多种居民收入来源均承压：以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薪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为例，两者合计占比超7成。就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而言，股市的“跌跌不休”以及理财产品的频频“爆雷”无疑会侵蚀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此外，据王湘红等（）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发现，在居民的各类收入构成中，财产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转移性收入次之，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不仅如此，就各项收入来源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来看，财产性收入主要用于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居住和医疗保健支出这些需求弹性较高的消费类别上，而工资性收入主要用于居住支出。这一结果也很符合直觉：因为财产性收入很多时候会让人觉得是意外之财，很可能拿去用于一些需求弹性较高的消费。但工资收入——作为稳定性最高的收入来源，主要会用于交房租、还房贷等刚性支出。联系前面内容可以看到，财产性收入主要用于的消费种类中，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恰恰也是近期消费疲弱的主要类别，由此可见财产性收入对于拉动消费的意义。

除财产性收入外，工薪收入——作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比超过6成的收入来源，可以说是居民收入的“压舱石”。但就该项收入而言，可以说既有近忧，又有远虑：近忧体现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远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可归纳为“压不住”和“跑得慢”。“压不住”是指从收入构成来看，作为居民收入“压舱石”的工薪收入占比在不断下降，其峰值出现在年，达到76%，此后不断下降，最新年数据仅为60%。“跑得慢”是指就增速而言，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增速从年起持续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更低于GDP增速。

注：作图为城镇居民人均年工薪收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占比变化情况；右图中“增速差”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人均工薪收入增速”。

疫情不仅会影响整体收入和预期，还会对不同群体产生异质性影响，集中表现为低收入群体承受着疫情带来的更大冲击，由此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会进一步抑制国内需求。

疫情对于不同收入群体的打击是不一样的，集中表现为经济脆弱性更高的低收入群体正承受着疫情带来的更大打击，但城乡的具体表现又略有差异：如果分别考察城乡中不同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可以发现：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年时高（收入最高20%）、中（收入居中20%）、低（收入最末20%）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不仅十分接近，事实上低收入户的增速还是三组中最高的，三组增速分别为7.98%、7.61%和8.08%。但情况在年有了很大变化：当年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下滑，跌至0附近（0.31%），增速跌幅接近8个百分点。相比之下，高、中收入户的收入增速虽然也有下滑，但程度明显小于低收入户，两组降幅均小于4个百分点，这一结果显示出中高收入组在面临不利冲击时的抗压性差异。此后（年），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虽有回升，但依旧低于整体收入增速。

注：“高、中、低”分别指城镇/农村收入前、中、后20%收入户。

对于农村居民，低收入户的形势同样严峻，但具体表现形式又略有不同——主要是低收入户增速变动趋势很不乐观——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趋势始于年，目前仍未得以扭转。相比之下，中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速已经从年开始止跌回升。

注：“高、中、低”分别指城镇/农村收入前、中、后20%收入户。

除收入增速差异外，考察收入差距的另外一个指标可以观察城乡收入最高20%和最低20%收入户的收入之比。以此指标来看，城乡的收入差距在疫情后均有所提升，尤其是农村。不仅如此，疫情可以说是打断了自年开始农村持续的收入差距改善的良好局面。

3、更进一步讨论：为何疫情会给低收入群体带来更大冲击？

为何疫情会对低收入群体产生更大的影响呢？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1）从行业特性来看，低收入群体往往更多从事于高接触类行业，这也是导致这部分群体受到更大疫情冲击的原因

此次疫情一大特点就是主要冲击接触类服务业（如：餐饮住宿、酒店旅游等），而在以往的经济衰退中服务业一般相较于制造业周期性更弱因而所受冲击较小。在这些高接触类服务业中分布了大量的低技能、低收入群体，这也是此次疫情对于低收入群体造成更大伤害的重要原因；

2）此次新冠疫情兼具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衰退双重属性，两者都会推动自动化进程，由此不利于低收入群体

相比于以往的大流行病（如：黑死病、霍乱、天花、非典型性肺炎、H1N1型流感等），新冠肺炎疫情的独特之处在于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和深重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这是历史上其他大流行病所没有发生过的，而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衰退两者都会加速自动化程度：一方面，从公共卫生危机的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很高的病毒传播风险，同时疫情期间人流、物流不畅，为此企业有动力通过自动化以规避疫情带来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从经济衰退角度看，大部分的经济萧条或衰退事后来看都成为了孕育技术进步的土壤。例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加速了流水线生产的技术推广。鉴于企业在自动化方向的进步基本属于不可逆的过程，因此可以预计自动化替代带来的劳动力需求下降会是一个长期影响；

3）除自动化因素外，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普及也更加不利于低收入劳动力需求

Angelucci等（）发现美国疫情严重期间（年3-7月），不可居家办公者的失业率是可居家办公群体失业率的3倍。考虑低技能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大部分难以实现居家办公，因此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模式普及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

四、对消费的未来判断

制约当前消费的因素有多种，这其中部分原因与疫情管控相关，预计将随着疫情的消退而逐渐减弱，因此可认为是短期影响。但还有部分因素是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深层次、结构性影响，这些影响即便在疫情结束后也可能长期存在，而这些变化是更需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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