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方明多元共融新加坡族群治理的结构与

范磊的新著即将付梓，请我给他写个序。我与范磊相识是在新加坡，年到新加坡访问期间需要一名临时助手陪同我参加学术活动和旁听国会辩论等，南洋理工大学的教授朋友介绍了正在新加坡访学的范磊。彼时，他尚在山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各方面还不能摆脱作为学生的稚气。多年过去，再看他的这本书稿，我发现了他的努力与成长，作为书稿的首批读者，我很愿意为他写下这篇序言。

新加坡是一个由华族、马来族、印度族以及欧亚裔等多元族群组成的年轻国家，建国50多年来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以及外交等多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世界所瞩目。熟悉新加坡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新加坡的独立并不是自愿的，年8月新马分家带给新加坡的是茫然的未来，带给李光耀的是记者会上的掩面而泣。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导火索则是年爆发的族群暴乱。换言之，新加坡是一个因为族群冲突而被迫独立的国家。但也正是如此，这个当时在外界看来可能连生存都困难的国家却在李光耀等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带领下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宗教与民族的和谐、政治的稳定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最终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跨越，擘画了精彩的“新加坡故事”图卷。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新加坡已经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成功不仅在经济方面，也在它的社会以及人的性格和成就上，四个伟大的传统在这里快乐地和平共处。”

国内关于新加坡的研究早在19世纪末随着华人下南洋的大潮就已逐步展开。年，近人李锺珏借到新加坡访友的机会，对新加坡全岛作了详细的田野调查，撰成《新加坡风土记》一书，反映了当时当地新加坡本土社会及英国殖民统治的情况，对岛上各族群的情况亦有独到分析，可以看作近代以降国人研究新加坡问题的开山之作。目前国内的新加坡研究已从最初的单纯国情介绍和历史梳理发展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内容涉及新加坡国家治理、政党与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模式、民族与宗教政策、华人与华商等诸多领域。以范磊这部书稿研究的新加坡族群问题为例，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建国以后通过制定平等多元的族群政策和建立完善的相关配套制度，以相对平等公平的权力分配，减少了国家与社会资源的内耗，缓和了族群关系并化解了族群矛盾，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多元共融”模式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多元族群社会和谐发展的典范。

历史地来看，新加坡族群关系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从冲突到和谐的曲折发展过程。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族群冲突与暴乱给新加坡政府与社会留下了沉痛的记忆。不过暴乱中也出现了不同族群之间相互帮助，共同应对危险的例子，比如华人冒死帮助马来人、马来人也冒死搭救华人等，这些存在于族群之间自发的和谐互助也证明了即使异质性较强的族群之间也并非绝对地存在仇恨。在建国以后积极而有效的族群政策以及相关制度建设的引导下，族群和谐已经成为新加坡多元社会的符号性标签。不过，在这个以多元族群共存共融引以为傲的社会里，所有关涉族群和宗教议题的内容一直都是作为新加坡朝野的敏感议题而存在。

族群政治是身份建构的政治，多元族群国家中的各族群由于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以致对国家的认同度并不一致，从而催生了族群与族群之间、族群与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多元族群国家希望在“国家一体”的框架下实现对“族群多元”的治理，控制、缩小并消解这种张力，塑造不同族群对国家的忠诚和归属感，通过上位的国家认同取代下位的族群认同。国家对这一目标追求的必要性、紧迫性和不可避免性，使族群治理研究具有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目前针对新加坡族群问题的研究如果从学术态度来看，可以分为肯定派和质疑派两大派别。肯定派学者普遍认为新加坡在多元族群社会的治理实践与机制建设方面是较为成功的，政府是将新加坡这个原本族群冲突严重的多元社会建成族群和谐与社会稳定的“新加坡国家”的主导力量，而这些成功经验也非常值得其他同类型国家借鉴。质疑派学者认为，尽管新加坡政府以制度化形式在多个方面照顾少数族群，但是现实中族际宽容的程度依然不够，如果少数族群的边缘性处境得不到解决，则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政治不稳与失序，为照顾少数族群利益而设立的集选区制、总统保留选举制等也受到了质疑。

当然，不论是肯定派还是质疑派，都承认新加坡的族群治理模式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对象。目前的研究成果虽然也已颇有规模，但是在基础理论探索以及研究范式创新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新加坡良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和成功的族群治理经验对于同样是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而言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未来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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